中国出版领域的重要方面军——大学出版在出版改革过程中走过40个年头了。笔者从20年前发表第一篇关于大学出版改革的文字开始，在之后的近二十年中，又连续发表了十多篇文字，涉及了中国大学出版发展的各个方面，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活动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已经走过的路。
一、大学出版发展的“初心”
中国的出版社，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基本上都完成了转企改制的工作，除了人民出版社和民族、盲文等比较特殊的出版单位外，几乎都转制成为了文化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大学出版社也几乎无一例外地进行了转企改制，成为与后勤产业、校办工厂同样身份并同样需要向学校上缴利润的企业。本来在学校是除了科研、教学之外作为代表大学学术成就、弘扬学术风范的“第三种势力”、与图书馆、实验中心一样承担学校教学科研支撑功能的单位就这样摇身一变，变成了企业，成了游离于学校教学科研主要功能并必须向学校上缴利润的文化企业。
复旦大学出版社原社长贺圣遂教授的“大学出版”应当走向“出版大学”的办社理念实际上就阐明了大学设立出版社的初心。他认为，世界著名大学的出版社注重自身的品牌经营，所以他们可以继学校的科研、教学之外成为代表大学学术成就、弘扬学术风范的“第三种势力”，所以它同时又成了出版大学，这是对外层面上的含义。同时，大学出版社以大学为母体依托，最有条件在第一时间内得到有关思潮嬗变以及学术创新的信息，而且还拥有一批了解科研和教学规律、熟悉课程设置的编辑人才，不仅使其承担起理论攻坚的“深度出版”的使命，也使其成为先进出版理念的策源地和高素质出版人才的培养基地，这是出版大学在对内层面上的又一种含义。由此，大学出版社就成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出观念、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的出版大学，这也是其他社会出版社无法比肩的。
在十多年前我就这样认为，“大学出版社在这场改革中，绝不可以把目光仅仅定格在是否转企、改企的问题上，关键在于明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明晰自己的立身之本，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发展模式，制定出正确的战略规划，确定自己的战略定位，努力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自己应有的份额。”(《正确的发展模式的立足点是提升核心竞争力》《中国新闻出版报》2004年11月3日)。 实践证明，大学出版社就是要为高校的教学与科研服务，就是要以传播先进文化为目的，把高校创造的文化成果推向社会，用社会的文化成果推动高校教育的发展，这就是大学设立出版社的初衷，我们今天说“不忘初心”，这就是我们大学出版社的“初心”。离开了“初心”，也就是放弃了大学出版社的使命与义务，有悖于大学出版社的办社宗旨。
二、大学出版发展的路径
大学出版社依托的母体是人才、知识、信息密集的地方，高技术和高文化是大学出版物的主要支撑点，这一先天的优势决定了大学出版社在特色品牌的竞争阶段，将首先从高校教材建设、知识传播到文化传承、文化积累、知识创新的转变上开始，大学出版社的精品意识与品牌意识也因此在更高的层面上得到展现。
在发展的模式上，在国际大学出版界存在着“大而全”“百花齐放”的“牛津模式”与“少而精”“一枝独秀”的“剑桥模式”以及走专业出版道路的“哈佛模式”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这值得我们中国的大学出版人认真加以思考。可以预计的是，我们的大学出版社除了其中小部分的出版社有可能走上“牛津模式”的发展道路，更多的社正在走的是“剑桥模式”与“哈佛模式”的道路，也就是说正在走专业化的道路，它们成不了“航空母舰”，那就只能在特色化、专业化上做文章。
我一直以为，在大学出版改革深入进展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进行改革的目的和要义是为了发展，改革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志也就是要看我们的大学出版是否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在讨论改革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大学出版社所担负的职责与使命，不能忘记我们大学出版人自己的根；同时，我们也应该牢记大学出版社“只有高起点，才能大发展”。(《大学出版人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大学出版》200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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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由于它的出身，决定了它将走一条与其他社会出版社不同的发展道路。大学出版社由其依托高等学校的特点决定了她的发展之路必须走特色化专业化的发展之路，以其无可替代的品牌产品在中国出版业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由于其依托的母体各自不同的特色，树立自己的特色和品牌就成为了大学出版社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而专业化、特色化到品牌的确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关系链，只有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稳固而有前景的特色，由此决定了出版的专业化将是以后中国大学出版社中绝大部分社的发展之路。因为惟有在“专”字上做文章，别人才无法轻易替代你，也惟有“专”，你才可能做到“精”，才可能做到“深”，你的出版资源才可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在上个世纪，我们出版业也强调专业化，那是政府管理部门在审批出版社时给你画的圆圈，名为专业分工，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出版的秩序，避免重复出版，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希望大家能在某些领域里做深做透，直至做大做强的期望。但由于政策的不配套，资源的垄断造成了市场竞争的不公平，但功过自有历史评说，它毕竟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而我们今天重提专业化，却不是简单地对历史的重复，那是基于在新技术条件下传统出版业求生存求发展，寻找自己的发展机遇，出于自身的需求，发挥自身优势、彰显自身特色的需要，是我们大学出版不忘初衷，回归本位，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作为大学出版社，我们一方面要明确发展的思路，正确处理好速度与质量、规模与品位、做大与做强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认准自己的定位，选准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抓住当前的改革机遇，努力发展自己，走出一条真正适合大学出版发展的自己的创新之路。
三、大学出版发展的愿景
实践告诉我们，大学出版社目前面临的改革课题，无论是改企还是转制，不管怎么改，大学出版社还是姓“大学”，还是要把主要精力用于干大学出版社应该干的事。我们大学出版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企转制仅仅是一种求发展的手段，是在发展过程中探索的一种形式，关键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以教育为立身之本的大学出版社应该不失时机，充分抓住今天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这个契机，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发挥我们大学出版社的重要推进作用。
我们都知道，出版的基本功能就是选择性地记载、传播和积累我们全人类在从事精神创造和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各类知识与各种信息，使受众能够了解社会发展动态和科技发展进程，掌握知识，陶冶情操，提高技能，享受艺术。而体现在大学出版社身上，就是必须为高校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服务，组织出版高等教育的教材和学术专著，为高等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服务，为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服务，出版好各级各类教育教学用书，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服务，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不是一味地为了经济利润什么书都出，我们大学出版人的职责与使命应该摆在首位。这就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的办社宗旨。
而在改革的思路和采取的模式上，我们应该根据大学出版社发展的不平衡的现状，采取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分类试点的办法，稳步推进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改革问题。在当年我参与起草的教育部关于大学出版社改革的报告中就坚持认为，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可以采取三种模式，根据出版社的具体情况和主办单位的意见，选择适合自己发展需要的模式推进改革。其一，可以转制为真正的文化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其二，可以转变为企业管理模式的非赢利机构，控制出版功能，公益项目和赢利项目并存；其三，转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作为高校学术科研成果发布的媒介，严格规定出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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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如何选择，大学出版社的“初心”不能忘却，大学出版人的使命和责任永远不能忘却，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今天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就是要求我们时时记得我们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不忘初心”，必须要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去审视自己的出发点，回望自己留下的脚印，认清自己脚下的路，校准自己前行的目标，在探索的前行中，去深刻认识和认真总结在探讨与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历史规律，去直面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通过回顾与反思去认清和把握历史规律，从而坚定自己前行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们出版人必须要善于思考，在实践的探索和实践的思考中形成理论，又通过理论的指导作用回到实践中去，中国出版改革40年来的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作者系第十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
全国首批新闻出版领军人才)
吴培华，教授，编审 ，编辑出版研究生导师，原苏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清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曾任苏州大学出版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所苏州研究基地主任。国家出版基金专家组成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常务理事。
2007年入选首批中国新闻出版业领军人才，2008年获第十届“韬奋出版奖”，2009年入选中国高校首届出版人物。2013年被评为“出版新锐人物”。
在国家级出版媒体发表各类专业论文100多篇，著有《出版问道十五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追梦 ——我出版问道历程》(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主编《现代编辑学教程》(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论文曾经获得“中国出版改革20周年征文”二等奖、第五届全国出版理论研究优秀论文奖、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等20多个奖项。个人独立策划并任责任编辑的图书分别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1-4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共6个国家级大奖并入选第1-3届“三个一百”原创工程以及十多个省部级奖项。
《编辑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兼论大学出版社如何实行企业化管理》(《中国出版》1998年10期)
《大学出版社明天会怎样——大学出版社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对策》(《出版发行研究》2001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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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龙活虎生力军——论大学出版社的现状和发展态势》(《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11月3日)
《正确的发展模式的立足点是提升核心竞争力》(《中国新闻出版报》2004年11月3日)
《十一五，大学出版社的理性发展阶段》(《中国新闻出版报》2005年11月2日)
《大学出版社在转制新课题面前的再思考》(《中国出版》2006年7期)
《大学出版社改革进程中得障碍浅论》(《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11月7日)
有是有，不过前一期的答案都是在第2期公布出来的。
《大学出版人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大学出版》200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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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出版改革必须处理好的四个关系》(《出版商务周报》2009年6月)
《大学出版社改革真正障碍在于自身的观念》(《出版人》2009年10月)
《后改制时代，大学社在夹缝中求生》(《出版人》2010年11月)
《专业化是中小型大学社的生存之道》(《出版广角》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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